“我们越是尊重和支持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职业发展，就越能让年轻人把结婚生子当成一种幸福而不是负担。如果看不到年轻人婚育观念背后的本质，甚至指望他们回归传统婚育观念，必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与年轻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最后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徒劳无功。”
据《青年探索》杂志微信官方账号5月10日消息，基于32282份大学生婚恋观调查问卷的数据样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毛教授和博士生季思敏、万分析了低生育率下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发展趋势，相关文章发表在2024年第2期《青年探索》杂志上。
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强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自主选择”，对结婚和生育仍有期待；担心婚姻与事业的冲突，个人职业发展是结婚生子的重要前提；对“未婚同居”的接受度较高，但对“非婚生”的接受度较低；婚育观念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结婚生子意愿较为消极。
本文采用的“2022年大学生调查”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青年网、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联合组织实施。调查综合考虑学校所在省市的经济水平，选取8个省（市）。其中，北京代表直辖市，广东和浙江代表东部地区，湖北和江西代表中部地区，青海和云南代表西部地区，吉林代表东北地区。从选定的省份中随机选择一个大中小城市，然后从选定的城市中随机选择高校。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33321份，有效问卷32282份，有效率为96.88%。
文章称，调查发现，尽管不同学生群体的城乡、地区和家庭背景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婚育观念呈现出惊人的一致趋势:
在恋爱观上，一是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有过恋爱经历（53.86%）；第二，虽然恋爱经历很早就开始了，但恋爱中的性行为并不常见；第三，爱情的动机主要是情感需求，时间和精力成本是阻碍爱情的主要因素。
在婚姻观念中，首先，婚姻不再被视为人生的必然经历，而是追求精神和物质的改善是婚姻的主要目标；第二，婚姻不再是性行为的先决条件，感情基础和事业稳定成为婚姻的必要条件；第三，离婚不再是一种耻辱。
关于生育观念，一是生育意愿很低，生育与婚姻存在脱节；第二，生育的性别偏好减弱，更加关注孩子的质量；第三，它重视养老而不是传宗接代的功能，受家庭和周围群体的影响很弱；第四，“婚姻和事业稳定”是生育的最重要前提；第五，“阵痛”成为女性害怕生育的第一大原因；六是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极弱，就业支持政策更受期待。
具体而言，三胎政策对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有限。超过40%的大学生（41.99%）表示不会因为政策而改变生育意愿，只有8.26%的大学生因为政策的出台而增加了生育意愿。近四成（38.68%）受访者表示不清楚三孩政策，说明政策宣传有待加强。在大学生生育支持政策的选择上，保障女性就业公平（60.68%）、女性充足的带薪产假（58.51%）是提升其生育意愿最受关注的条件，远高于其他政策，其次是男性充足的育儿假（39.48%）、优质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38.29%）和灵活的工作时间（33.93%）；20.57%的人认为低成本、安全的托育机构可以提升生育意愿。然而，经济支持政策的激励效果并不乐观；税收减免、购房优惠和生育现金补贴等政策对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非常微弱，分别仅占7.86%、10.19%和9.41%。还有17.7%的人表示，无论给予什么政策都不会增强他们的生育意愿。
毛等人表示，从总体上看，当代大学生对婚恋和生育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为:理想婚育年龄偏晚，与以往研究相比年龄呈逐渐增长趋势。生育意愿正在下降，远低于更替水平，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几乎消失。进入婚育的条件更加理性。与以往对情感和经济基础的关注不同，当代大学生更关注自身职业生涯的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差异减弱，性别差异扩大，女性对不良婚姻关系的容忍度降低，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更加消极。调查显示，年轻人认为恋爱结婚不再是优先的价值追求，高昂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以及职业稳定性是阻碍结婚和生育的重要因素。他们不想以牺牲自己的事业发展为代价来谈恋爱、结婚和生孩子。原因是20~29岁是恋爱、结婚、生育的最佳年龄，也是接受高等教育、谋求职业发展的黄金年龄。希望事业有成成为大学生结婚生子的首要条件，担心结婚生子影响职业发展成为推迟甚至拒绝结婚生子的最主要因素。
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年轻人更倾向于投资人力资本。更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对个人收入、职业稳定和职业发展的更高期望，而恋爱、结婚和生育对时间和精力的占用不可避免地与自我发展相冲突。这也与调查结果相呼应，调查结果显示，就业支持政策对青年生育有更大的刺激作用，而经济补贴政策则没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可以看出，未来的就业政策和生育支持政策应该为年轻人赋权，重点缓解年轻人婚姻和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解放婚姻和生育对年轻人个人发展的束缚。
调查结果还显示，年轻女性更关注生育支持政策带来的工作保障，而不平等的就业环境、机会和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会抑制女性结婚生子的意愿。近年来，《民法典》关于婚姻财产分割规定的变化加剧了年轻人对婚姻财产分配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他们追求自身事业和经济独立的紧迫感，尤其是对女性而言。中国知青群体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导致的职业发展不平衡强化了“母性惩罚”。研究表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市场部门的扩大和家庭养育方式的改进，女性的家庭护理负担在空之前有所增加，导致生育对女性工资的惩罚效应从1989年的约0上升到2015年的约35%。与男性相比，女性需要克服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更严重的工作生活冲突等一系列挑战。
文章认为，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仅具有更好的经济独立性，而且使婚姻和生育的隐形成本更高，并且更关注自己的情感质量、健康和职业发展，这使得女性在面对婚姻和生育时更加犹豫不决，更容易做出牺牲婚姻和生育来换取职业发展的选择。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促使我们在制定政策时特别关注妇女的需求。
原标题:基于3万份问卷的研究:就业支持政策比经济补贴更鼓励年轻人生育。
